[摘要] “十八届三中全会未提及房价，但却强调了两点：一是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二是保护农民的财产权利。就此分析，未来对楼市的调控应该更主要依靠市场的手段，因此“限购”、“限价”等行政调控手段应逐步退出市场。”
曾经有过多年房地产从业经验的北京大学教授陈国强认为，市场化发展成为方向，行政化调控将渐行渐远。“今后会更多地利用市场化思维、机制来引导，通过税收、经济等手段，而不是简单的行政手段。”陈国强认为，近年来的房地产市场调控，以限购、限贷、限价等为手段的行政化调控色彩明显，有形之手无处不在、随时显现，无形之手则常常无影无踪、难以施展。
尽管行政手段简单灵活，出手快见效也快，容易实现短期目标，但是行政化调控极易扭曲市场关系，模糊市场信号，扰乱市场节奏，从而埋下诸多隐患，带来更多更深的困扰。房地产市场的行政化调控教训即在于此，过度迷信行政手段，无视市场机制，忽略市场规则，虽可能一时满足短期目标，但无助于行业中长期稳定发展。
如何增加供给平抑房价
18日，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70个大中城市中，69个同比上涨，65个环比上涨。
楼价的攀升与供给不足密切相关。北京首都创业集团董事长刘晓光说，北京一年新增户籍人口60万人，新增常住人口50万人。新增新婚家庭十几万户。一手房一年供应量至多18万套，加上固定数量的存量房，市场一年总共能提供20多万套房，不及新增人口的五分之一。
如何应对如此巨大的需求？陈国强认为，填补需求要靠增加供给。除了在意义上的数量供应中做加法，还要同时提高住房土地的利用效率。《决定》中关于土地流转的政策规定，无疑为供应更多的居住用地提供了可能性，而土地利用效率的提高则有赖容积率的相应提高。
土地的流转在可能增加住房土地供应量的同时，势必也会影响房价。“农村建设用地的流转，肯定对于房地产的价格是有影响的。”北京首都创业集团董事长刘晓光说，“讲到农村建设用地的流转，宅基地可以先试验。这对于城市边缘土地价值的影响可能比较大。”
卞洪登建议，“未来大都市可持续发展需再走一次"上山下乡"道路。北京要想成为世界城市，就必须从转变发展方式入手，形成众多城市群，彻底改变城乡两重天的二元化结构。改变乡村的建设格局，将大量平房改造成为三层以上别墅和五层左右公寓，既可以提高土地容积率，提高土地利用率，又可以增加北京农民的。”
“33年前，邓小平鼓励农村多建楼房，就是一种节约土地，提高城镇化容积率的好办法。他说：“建房可以鼓励公私合营或民建公助，也可以私人自己想办法。农村盖房要有新设计，不要老是小四合院，要发展楼房。平房改楼房，能节约耕地。盖什么样的楼房，要适合不同地区、不同居民的需要。”卞洪登建议，各地区就应该把宅基地翻新建房招商权返还给农民。这样农民就可以用低房价与城里高房价抗衡，让更多刚需城市购房者买到郊区更实惠的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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