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所有的公民从“土地财政”的现状、地方政府的“末日疯狂”和新《条例》的难产，能感受到地方政府和官员向国务院法制办施加的压力，却没有一个人看得到这种压力从何而来，压力是由哪个具体地方政府和官员施加的，他们施压是通过什么样的程序，他们的具体观点与理由是什么。
（来源：羊城晚报）所有的公民从“土地财政”的现状、地方政府的“末日疯狂”和新《条例》的难产，能感受到地方政府和官员向国务院法制办施加的压力，却没有一个人看得到这种压力从何而来，压力是由哪个具体地方政府和官员施加的，他们施压是通过什么样的程序，他们的具体观点与理由是什么。
11月13日，北大法学院向人大递交关于审查《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的五位学者就不动产征收与搬迁进行研讨，五位学者对这一年来的拆迁变法的进程并不满意。五学者之一的王锡锌说：“一年过了，中国没有哪一个行政法规的草案公开征求意见将近一年时间没个说法的。”(新华网)
从今年1月29日，国务院法制办公布《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征求意见稿)》并公开征求民意以来，至今已经将近11个月了，《补偿条例》仍然还只是“只见楼梯响，不见人下来”，这真是一件咄咄怪事。与《条例》难产的同时，就是地方政府和开发商的“末日疯狂”，强拆手段也在不断地升级，从最初的言语威胁到断水断电、长围久困，继而发展到绑架殴打，再发展到夜半持械入室行凶伤人致死的地步。
在财权与事权的轻重不均衡的情形下，地球人都知道，“土地财政”是支撑地方政府财政收入的最重要的一部分。而修正的《条例》则将对地方政府任意拆迁行为产生有力制衡，影响到“土地财政”，所以，地方政府对于《条例》的修改的反弹是最强烈的。王锡锌说,“有些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的高度依赖,在突如其来的制度变革面前,它一定会产生一种很难接受事实的态度,这会使得他们通过各种方式,意图让正在制定的相关的制度做更大的妥协。”因此,国务院法制办对于修正后的《条例》正式公布将遇到巨大的阻力。
遗憾的是，所有的公民从“土地财政”的现状、地方政府的“末日疯狂”和新《条例》的难产，能感受到地方政府和官员向国务院法制办施加的压力，却没有一个人看得到这种压力从何而来，压力是由哪个具体地方政府和官员施加的，他们施压是通过什么样的程序，他们的具体观点与理由是什么。学者也只能从一些现象分析推测压力的存在，而人们只能依稀从宜黄某匿名官员向媒体投书中了解他们的主张。
行政法规在我国法律体系中处于比较高的法律位阶，它的制定动辄关系到千家万户的切身利益，尤其像《拆迁条例》这样的特别重要的行政法规，更是涉及地方政府、开发商和普通公民的利益博弈，更需要更多的公民参与其中进行利益博弈，更需要公开利益博弈的过程和主张。然而，在新的《拆迁条例》修正之中，我们只看到五位学者参加了国务院法制办举行的专家研讨会，也只看到新《条例》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却并没有更多的立法听证过程，也没有公众督促加快立法的程序；而来自地方政府方面的利益诉求和背后的压力，更是从来没有公布过，在公众与地方政府、开发商之间利益博弈从来没有进行过正面的交锋；而行政法规草案缘何迟迟不能出台，也从来没有一个正面的解释和说明。
学者刘喻曾经观察过美国一个小县城———蒙特哥莫利县的立法程序，这个小县城与美国绝大多数城市一样，县议会所有的重大决策都必须有公众听证，每个公民都可电话进行预约，并且有机会在议会上发言。为了检验议会是否“听进”了民意，议会的决策会议、专门委员会也必须公开，每一天的工作日都需提前公示，电视转播会议，公民可以电话收听会议。倘若我们的行政立法能做到如此公开、透明，我们的新《拆迁条例》会像今天一样，既不知压力从何而来，又不知公布何时而至吗？
最近，国务院颁布的《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指出：政府立法要充分反映人民意愿。严格遵守法定权限和程序，完善公众参与政府立法的制度和机制，保证人民群众的意见得到充分表达、合理诉求和合法利益得到充分体现。我们希望，有关部门能尽快公布新《条例》难产的原因和压力的来源，更希望，我们的行政立法程序能更加阳光、透明，能限度地吸纳民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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